伍弟奴烈士

伍弟奴，福建省松溪县花桥乡官后村香林寺人，1904年3月生，从小跟着父亲宰牛，帮助扳牛脚，故人送外号“扳牛脚”。他家没有田产，只靠父亲替人榨山茶油、宰牛、打零工，维持全家4口人的生活，家境十分贫穷。父母对他十分疼爱，却没有钱送他进书斋，只字不识。

赌博、喝酒是他的嗜好。他从小好交朋友，喜欢在外闯荡，十几户人家的香林寺哪能留得住他，于是年纪轻轻就离开父母远走他乡，长期在浦城石陂一带扛木头、捎排。1928年9月，参加崇（安）浦（城）农民暴动，不久，伍弟奴便担任崇安民众队班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秋天，崇安农民打土豪、抗捐税的消息传到路下桥一带，广大穷苦农民深受鼓舞，希望自己的家乡也闹起革命。第二年清明时节，崇安民众局成员张天送回路下桥为母亲扫墓，在串亲访友中，向大家宣传崇安上梅暴动的消息，激发了路下桥民众的革命热情。西溪村的杨振有(杨弟卑)等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了宣传，增强了斗争的信心，主动上门向张天送表达了起义“造反”的决心。

1929年中共崇安县委在将武装斗争的烽火引向江西铅山、上饶南部边区的同时，还直接领导了以松溪路下桥为中心的建（瓯）松(（溪）政（和)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同年4月，崇安县委书记陈耿派遣伍弟奴等人来到路下桥西溪村，与杨振有等取得联系后，通过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等方式，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效法崇安农民组织起来，团结在民众会的旗帜下，开展抗捐、抗税、抗债、抗租、抗粮“五抗”斗争。

在伍弟奴等人的宣传发动下，一个月后，松溪的塘边、竹后、中村、庆下、西溪头，浦城的莫上、豪村等地的农民，相继加人了秘密组织。他们白天分散行动，串联朋友，扩大人马；晚上聚集开会，互通情况，听候指令，等待时机。不久，张天送再次从崇安来到路下桥，和伍弟奴、杨振有等17位青年策划起义。决定先除去这一带民愤极大的税棍“太保爷”，以鼓舞斗志，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6月19日，伍弟奴等17人带上土铳、大刀、长矛，摸黑闯进庆下村杨牯仔家，捉拿这个外号“太保爷”的税棍。杨牯仔闻风跳楼逃跑，其弟杨理明被捕获，连夜押往崇安白水街镇压。崇安县委表彰了伍弟奴等人的革命行动，正式命名路下桥农民秘密组织为“民众会”，隶属于安民众局的一个排，由伍弟奴任排长。崇安民众局还安排他们到上梅参观学习，参加镇压反革命的群众大会，大家亲眼看见了自己抓来的敌人被处决，十分高兴。几天后，个个斗志昂扬地带着民众局送给他们的几支枪，返回路下桥。伍弟奴等人回到驻地西溪村新庵后，活动更加积极，经常袭击各地反动民团，打击土豪劣绅，使百姓扬眉吐气，他们的行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10月，为迅速开辟这一地区，崇安县委书记陈耿亲自到西溪村视察，指导武装斗争，传授军事知识和作战技巧，提高民众队的战斗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民众会先后攻打了浦城水北街、松溪县祖墩、水吉马岚、建阳等地民团，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也多次受到崇安县委的嘉奖。在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支持下，路下桥民众队逐步发展壮大，由零星分散的行动，转为活跃在松（溪）、浦(城）边区的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红色武装。以松溪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暴动，是继崇安上梅暴动之后，闽北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树起了闽北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二面红旗，创建了建松政革命根据地。

11月5日，伍弟奴、叶贵生向崇安县委汇报近期的工作情况。随后，县委书记陈耿指派陈学华、蔡旺生、林贵民等十几位同志陪同伍弟奴、叶贵生返回松溪，11月10日，他们带回了崇安红军局赠送的两支长枪，4枚手榴弹，200百发子弹，100百个印有“红军”字样的红布袖标。14日，在松溪浦城交界莫上村召开“民众队”改编为红军的庆祝大会。

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花桥民团团长刘智有带领24名团丁投奔民众会；接着，矛匪黄某、陈某两股25人，水吉漳墩民团一个班7人、回垅一个班8人，还有国军上士班长王海明一个班12人先后携枪投身革命。

1929年底，民众队扩大到三百多人，民众会迅速发展到一千多名会员。崇安县委将民众队扩编为1个连3个排，编人闽北第一支正规的工农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分别任命伍弟奴、刘智有为连长、副连长，陈昌连、罗会送为指导员、副指导员，张火金、叶林生、陈标分别为一排长、二排长和三排长。这是建松政地区最早的一支红色革命武装，对外仍称民众队。

建松政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引起了福建省委的高度重视。1930年10月，福建省委巡视员邱泮林对松溪苏维埃区域的发展，革命斗争的开展情况，红军武装和地方党组织的建立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在《闽北巡视的报告》中指出：“松溪比较好，已经走到游击战争的地步了……松溪北部，农民已自动起来攻打民团，用鸟枪、梭镖去和他们五六十杆枪的民团开火，结果民团被赶跑，还缴了一杆短枪，同时还杀了一个大土劣，他们自己成立起红军来，请崇安派人去，同时把缴来的枪支送给松溪县苏维埃政府……为加强建阳、松溪的工作，也建立了建阳及松溪的特支。”

1929年清明节，中共崇安县委派遣在崇安种田的张天送秘密返回路下桥。张天送以为母亲扫墓为掩护，向群众宣传崇安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情况。1929年4月，崇安县委书记陈耿指派伍弟奴等7个人回到路下桥一带，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民众会，开展“五抗”斗争。6月19日，民众会举行了武装暴动，使建松政的农民运动发展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这是继崇浦农民暴动之后在福建省发生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武装暴动，点燃了建松政地区的革命烈火。

建松政农民暴动之后，中共崇安县委高度重视松溪党的组织建设。1929年10月，县委书记陈耿带领8个人亲临路下桥视察，指导建党工作，指派党代表蔡旺生、指导员林贵民、党员陈学华等3个人留在路下桥领导民众会开展工作。民众会主要骨干伍弟奴、叶贵生等7人经考察合格入党。12月16日，在松溪浦城交界的莫上村社王庙组建了松溪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松溪特支。松溪特支隶属中共崇安县委领导。自此，松溪有了共产党，松溪人民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建松政人民的革命斗争，惊动国民党福建省当局。1930年4月21日《福建民国日报》报道：“松溪民团被红军缴械。”1931年2月，将松溪、政和划为“匪区”，派省警察第二大队大队长“刘宗彝住松溪、政和剿共”。松溪县第二区(花桥)区长张宏，在给国民党县政府的“引退”报告中这样写道：“第二联保所属民风悍闭，凡事阻误。路下桥、青山、源尾一带则久已为残匪活动之域，红军工作之区，均报告在案，以故上峰无论如何紧急严厉公务及至本区则滞不行。”

在中共松溪特支的领导下，伍弟奴率部打击土豪劣绅，袭击反动民团。摧毁了路下桥外围的反动政权，消灭了反动民团，为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基础。1930年2月，根据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会议精神，为统一闽北各县党组织的领导，成立中共闽北特委。闽北特委决定加速以崇安为中心闽北苏维埃政权建设步伐，1930年5月，成立了闽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1931年4月，闽北分区委确定了扩大闽北苏区的主要路线，即建立松溪、浦城苏区和浙南斗争取得联系。5月上旬，建松政地区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成立，隶属于闽北分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还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纲领。刚从屏南脱险的伍弟奴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政府由内务、生产、财政等部门组成，黄振荣、张火生、潘文锡分别担任内务、生产、财政等部门负责人。同时闽北分区党委还成立了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何小妹为妇女队长、罗天喜为儿童队长。路下桥苏维埃政府隶属闽北分区革命委员会，下辖松溪、政和、水吉、浦城边区的48个村级苏维埃政权，建松政苏区雏形形成。据史料记载，当时民众会会员达一千多人，其中武装骨干三百多人，初步形成以大浦岩岗为界，岩岗以北的路下桥地区为土地革命活动区域的武装割据局面。

苏维埃政府成立的那天，路下桥十分热闹，在何森弟家的大门上，贴着“路下桥苏维埃政府”大红横批，大厅正堂悬挂着一面大红旗，红旗正中有个五角星、星内有斧头、镰刀图案。正堂左右两边还各插两面红旗。当伍弟奴宣布“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大厅内欢声雷动，大门外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小巷子挤得水泄不通，男女老幼争相围观，人人喜气洋洋。那天，路下桥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墙上，贴着许多“打土豪分田地”“抗官粮灭五捐”等红绿标语。

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建松政苏区红军广泛出击，先后消灭了松溪、政和、浦城、建阳边界十余股反动民团，控制了以路下桥为中心，包括松溪塘下溪、黄屯和建阳、浦城、松溪三县交界仙山岗一带48个基点村。这些基点村的民众会员都暗中为民众队当向导、送情报，有的会员还打入祖墩、花桥、东平等民团内部。红军在对敌袭击战中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就是得益于红军在民团中安插了“内应”，及时准确提供情报的结果。

民众队势力迅速崛起，使松溪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民团的惊恐万状。时任松溪县长余青梯在给上峰的报告中哀叹道：“路下桥一带久已成为赤匪活动之区域，民风凶悍，事事阻碍无可进行……此情形实无法应付。”号称“松溪北路一霸”的祖墩乡民团团长张枫庭对民众队的存在如鲠在喉，欲除之而后快。他采取了四个办法，对付红军：一是加强防卫，在祖墩修筑城楼碉堡；二是排除异己，诬告花桥乡民团团长刘智有“通共”；三是举兵镇压，妄图把红军武装扼杀于摇篮之中：四是联合“会剿”，伙同大刀会和其他民团等反动势力“围剿”红军。

1929年11月3日，张枫庭民团四十多人杀气腾腾地开进路下桥，胆大心细的伍弟奴乘敌人立足未稳，组织一支精干的民众队，当夜趁着月色赶到张枫庭的住所，从后门向房内扔进一颗手榴弹。不料没有炸开，可是落地的手榴弹响声，引起了两名卫兵的警觉，眼看偷袭不成，他们便将卫兵砍倒，夺走步枪，连夜转移。1930年4月初，张枫庭带领祖墩民团，向革命根据地——西溪扑来。红军游击队便筑起土墙哨卡迎战，用“过山乌”土炮炸死两名敌人，赶走了民团。张枫庭经此一击，气焰顿减，附近民团闻风丧胆，不敢轻易出动。

为了扼杀这股革命势力，国民党松溪县政府伙同地方反动势力举兵镇压。1930年4月20日，国民党驻在花桥的一个排和省保安团的一个中队，在张枫庭民团配合下，气势汹汹杀向路下桥，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红军早已从“内线”得到情报，在来犯之敌必经之路下田村“龟颈亭”设伏，歼敌4人，缴获长枪4支，击溃敌人，进一步巩固了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边区革命斗争良好局面。

1931年建瓯、建阳、浦城等县反动保安团和一千多名大刀会会徒开始大举“围剿”苏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伍弟奴等领导急于改善武器装备，革命警惕性不高，求战心切，导致连续发生几起重大事件，严重地削弱了革命武装的力量。

2月，屏南土匪张汉周带八十多人窜入路下桥，诈称路过，向民众队示好，可便宜卖给红军30支枪，一支100元，每支枪配送50发子弹，并声言他们有兵工厂，还可再卖30支枪，请求准许他们暂住塘边报恩寺五六天。此时，建松政红军正在发展时期，人多枪少、急于补充枪支弹药，改善武器装备。连长伍弟奴轻信张匪的花言巧语，甚至与其喝鸡血酒拜为兄弟。几天后，伍弟奴、叶林生带领30名红军，背着一袋银圆，前往报恩寺买枪。张汉周背信弃义，突然开枪，打死红军一人，并将伍弟奴等二十九多人劫持押往屏南匪巢。伍弟奴被绑架期间，红军在副连长刘智有和伍弟奴妻子何小妹带领下，仍然活跃在路下桥地区。5月初，伍弟奴等4个人逃出屏南张汉周匪巢，回到路下桥继续领导红军开展革命斗争。

4月，副连长刘智有通过在北京读书的松溪进步青年李含阳的关系，从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驻地南平买到30支步枪，1支短枪，100套军装，在返回松溪途经建瓯小松大庙时遭建瓯大刀会伏击，枪支全部被抢走，三十多人壮烈牺牲。

祖墩民团团长张枫庭，进攻路下桥屡屡失败，怀恨在心，于是，他用重金收买和豢养祖墩登山一带大刀会头目和师傅。大刀会被收买后，在学法练武中，提出了“踏平路下桥，活捉伍弟奴”的口号。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伍弟奴于7月20日凌晨率部三百余人在登山、黄塘之间的村外旷野上与大刀会展开激战，损失惨重。大刀会吹起“法螺”，一队队迷信刀枪不入的会徒，肚围大红布兜，头裹黑长舌帽，手提三角钢刀，口含黄纸咒符，从后山庵冲杀过来，一时间双方搅混在一起，直杀得天昏地暗。红军在登山反“围剿”战斗失利，伍弟奴身负重伤，撤出战斗，退避浦城县莫上一带。红军登山反“围剿”作战失利后，建松政苏区遭受重创。连长伍弟奴不得不赴崇安苏区求援。9月19日，途经浦城石陂被捕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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